高度親日仇中之謎

李登輝于掌握實權(quán)后，他與日本人在一起時必定講日語，這在臺灣政壇是眾所周知的事。尤其是李登輝于會見日本訪客時，除一定用日語交談外，他也常表示自己到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而且對日本訪客更是剖心交談，講出內(nèi)心世界的政治情感。

一、敬愛天皇視日本為“故鄉(xiāng)”之謎　

李登輝身為“總統(tǒng)”，如此作法，連日本記者也覺得難以想像。一位日本外交界人士即認為，李登輝是“總統(tǒng)”，根據(jù)基本國格，他與日本訪客交談時，至少在形式上，應該有一名官員在現(xiàn)場翻譯。以韓國為例，與臺灣同樣歷經(jīng)長期日本殖民統(tǒng)治，歷任總統(tǒng)如盧泰愚、金泳三等的日語也都十分流利。但在任何有日本訪客的場面，一定先說韓語，由翻譯官翻譯，即使在較輕松的時候，也是先說韓語，再說日語。此外，李登輝以自己曾為日本人而沾沾自喜一事，則甚至是日本人也不能理解。

1989年1月7日，日本天皇裕仁去世，李登輝向日本人表示“昭和的去世我們衷心表示哀悼，在近鄰的國家中，像‘我國國民’表示深深哀悼之意，與日本國民抱有共感的民族實在沒有他例”。裕仁是1926年即位，他在位的1926－1945年間，日本對中國、韓國與東南亞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裕仁對上述日本侵略戰(zhàn)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曾遭日本殘酷侵略的亞洲地區(qū)，如中國大陸、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及菲律賓等的領(lǐng)導人，不可能說出像李登輝上述的話。另一方面，當時臺灣社會并未深深哀悼日皇俗仁的去世，只是將它當成一則國際新聞在報道，故李登輝的上述說法與事實不符。

1994年10月14日，日本“周刊郵報”刊出日本記者高尾昌司的話稱“李登輝‘總統(tǒng)’在日本統(tǒng)治時代受過日本教育，而李登輝的哥哥也因是帝國陸軍士兵而戰(zhàn)死沙場，在李的心目中，自己比日本人更像日本人，因此，探望故鄉(xiāng)的念頭很強”。這段報道雖經(jīng)媒體披露并遭抨擊，但“總統(tǒng)府”均未否認。此事關(guān)鍵是李登輝作為曾遭日本殖民政府殘酷統(tǒng)治屠殺的臺籍菁英，不但生在臺灣，成長在臺灣，且事業(yè)在臺灣，僅是年輕時短暫留學日本三年，他為何會如此哀悼俗仁的逝世？為何會如此以臺灣領(lǐng)導人之尊，告訴一名日本記者，他視日本為“故鄉(xiāng)”，這對同是曾淪為日本殖民地韓國的歷屆領(lǐng)導人是不可想像的，難道是因為李登輝的親生父親真的是日本人嗎？

二、“血書志愿”效忠皇軍之謎　

李登輝另一迄今自己似從未公開提及，也似不為世人所知的一段秘聞，就是他在日據(jù)末期的參軍，并非如當時許多臺灣人回憶，是被強行征召入伍的，而是情感上真正發(fā)自內(nèi)心的“志愿”入伍，此事在那時還被日本人當作樣板來宣傳。

1944年（昭和19年）1月20日，日本臺灣殖民當局稱“本島同胞學徒（學生）勇躍入營”；2月25日，《臺灣日日新報》以“血書志愿の熱誠結(jié)實”為標題，報道李登輝以血書銘志參軍的事稱“住在淡水郡三芝莊小基隆巖里龍男（李金龍）次子政男（李登輝），京都帝大農(nóng)學部經(jīng)濟科（農(nóng)學院經(jīng)濟系）在學一年生（大一學生），提出表逹要擊滅鬼米英（鬼畜美國與英國）之熱烈意志的血書，現(xiàn)已被錄取為陸軍干部候補生，光榮入營成為若櫻學徒（年輕櫻花的學生兵）”。

關(guān)于日據(jù)末期日人在臺征兵一事，據(jù)許多當時臺人菁英的回憶，例如朱昭陽、陳逸松、彭明敏等人都異口同聲地稱，臺灣青年是被迫“志愿”充當軍夫（前期）或志愿兵（后期），從而走向戰(zhàn)場。與李登輝同時代后成為“臺獨”重要人物民進黨執(zhí)政時曾貴為有給職“總統(tǒng)府資政”的彭明敏，那時正在東京帝國大學念書，當時所有在日本大學文科的臺灣留學生都被召喚到軍訓教官辦公室，被邀“簽請從軍”。當東京帝大的“受邀”名單公布后，彭明敏發(fā)現(xiàn)自己的名字也在里面，他決定不志愿服役，逃離東京避居古城松本。試問，同樣是在戰(zhàn)前日人極端歧視臺人的二元教育體制下，有能力接受良好高等教育的臺灣菁英，都持與李登輝完全相反的理念與反應，其間緣故，難道是因為他們的生父是臺灣人，而李登輝的生父是日本人嗎？

三、李登輝的極端親日仇中理念之謎　

李登輝對中國好似有無窮的痛恨，對國民黨執(zhí)政時在臺灣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實施全民不分族群閉卷式聯(lián)合招生公平入學的成就不但不提，并且以其晚年仍以抽象手法無中生有地痛罵“政府和民間的道德因為戰(zhàn)后的中國式教育而淪喪”。

但是，對日本人據(jù)臺整整五十年的高強度歧視教育，李登輝卻僅以“雖然感受到臺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差別待遇”淡淡一語帶過，隨即話鋒一轉(zhuǎn)，盛贊日本教育是“日本菁英主義的教育精神，學校的自由學風，讓學生可以廣泛汲取現(xiàn)代化知識”。

然而在日本的歧視教育體制下，學生可直升日本八所帝國大學的臺北高校全部學生中，日本學生約占77.5%、臺灣學生僅占22.5%，但日人在臺人數(shù)僅占當時臺灣總?cè)丝诘?.0%。如此與人口組合對應懸殊歧視的日、臺學生入學比率，日本當局強烈歧視殖民地臺籍學子的作法，與其高校的自由美好學風是不相稱的。當時在高校就讀的臺籍高校生，就清楚的意識到身為殖民地人民所受的歧視，包括高校日本同學的傲慢與對臺籍學生強烈的種族歧視。因此，當時同樣是臺北高校的臺籍學生，例如鐘和鳴、郭琇琮、蔡忠恕、蕭道應、邱仕榮、許強、吳克泰、吳思漢等人，放棄了良好的教育機會，放棄了似錦的前程，卻不惜冒著性命危險，走上投奔祖國的反日抗日道路。在那個時代，他們與李登輝同樣曾就讀臺北高校，同樣深受了那個時代日本教育內(nèi)涵的影響，但卻與李登輝的極端親日理念完全相反，其間緣故，難道是因為他們的生父是臺灣人，而李登輝的生父是日本人嗎？　

1998年李登輝對日本人PHP研究所副社長江口克彥稱“直到今天，我仍然用功不輟，而我閱讀得最多的，還是日本出版的書籍。原因何在？就是因為日本是一個非常有深度的國家，而其思想菁華全部都被濃縮在書本之中”。

2002年，李登輝黑字白紙地稱“從出生到二十二歲為止，我都是如假包換的‘日本人’”，強調(diào)“如假包換”，且似日人慈父般諄諄教誨“日本應診惜、重視自己的輝煌歷史與傳統(tǒng)”，并稱日本是“我（李登輝）最衷心敬愛、認為是世界最美好國家的日本，…”。李登輝愛日本愛到這種程度，對日本的真情，可說躍然紙上，令人“感動”，難道他的生父真的是日本人嗎？

（本文作者戚嘉林為臺灣“中國統(tǒng)一聯(lián)盟”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