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思想解放和思鄉(xiāng)的浪潮，不停地拍打著蔣經(jīng)國垂暮之年的海岸，他終于在蔣家執(zhí)政的最后時刻做出了歷史性的抉擇，打開了民主改革之門。1987年7月15日臺灣解除了長達38年的戒嚴；11月2日開放了返鄉(xiāng)探親。而次年1月1日開放報禁和黨禁，離他辭世只有12天。
《新世紀周刊》載文，1949年， 中國“忽值山河改”之際，劉季倫的外祖父“根株浮滄海”，在臺灣找到了一個報社的編輯工作。于是托人返鄉(xiāng)，將兩個女兒陸白烈與陸和珍，接往臺灣讀書。但不久老先生即因政治原因被捕。十來歲的陸白烈只好休學，在臺北街頭擺了個小吃攤，賺取一點薄利，為父親送牢飯。當時臺灣文網(wǎng)越密，收藏中國左翼文學的書籍，有可能惹禍。所以陸白烈把家中從大陸帶來的30年代文學書籍偷偷燒掉了。但實在舍不得，還是藏起了兩本書。
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期，她的孩子劉季倫，已經(jīng)十來歲了，才在家中的密柜里，發(fā)現(xiàn)了兩本書《月芽兒》與《駱駝祥子》，他好奇地取出其中一本《駱駝祥子》讀起來。作者是1949年12月從美國回到中國大陸的作家老舍，這兩本書都是他在1935年和1936年完成的，換言之，這兩本書都是他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
這是出生于臺灣的劉季倫最早接觸到的大陸作家作品。
與禁書有關的閱讀
正當劉季倫專心致志地偷讀藏書時，被母親發(fā)覺了，母親顯得很緊張，她再三叮囑孩子，千萬不要把書借出去，不要告訴外人家里還有這樣的書，不要和人談起這種書?？傊?，如果被人知道了家里還藏著這種書，就會惹禍上身。
這是劉季倫成長中與閱讀有關并且成為閱讀記憶的一件事。當時是1960年代末，臺灣正處在高壓政治之中?？村e了書，或者說錯話，就有可能成為思想犯和政治犯。
陸白烈早年在大陸曾是左翼文學少女，在父親出獄后，她終于完成了師范教育，并在島上開始了教育生涯。授課之暇，她執(zhí)筆為文，自1960年代起活躍于臺灣文壇，是一位高產(chǎn)作家。由于切身體驗，她對于兒子看什么書非常謹慎和敏感。
在劉季倫成長的過程中，大陸的書籍無法讀到，臺灣島內(nèi)出版過的，曾經(jīng)紅遍全島的一些書，也被禁了，《自立晚報》編輯郭衣洞1961年寫的《異域》，就被列為禁書。
現(xiàn)在，那位曾經(jīng)因為閱讀《駱駝祥子》而使母親擔驚受怕的兒子，已是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的副教授。當代人在評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臺灣文壇時，時常要提到他的母親，但是，劉季倫說“我還是認為，作為一名深受中國左翼文學影響的文藝青年，作為從小閱讀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長大的母親而言，自她到了臺灣以后，生活在反共的社會里，就像魚兒離開了水，最終還是要干死的?！?/P>
不過，作品被禁掉多年的郭衣洞沒有“干”掉，就在劉季倫偷偷閱讀老舍被母親察覺的這一年，因為翻譯一幅美國“大力水手”漫畫，已經(jīng)以“柏楊”聞名的專欄作家開始了9年的鐵窗生活。同年因文入獄的還有鄉(xiāng)土作家陳映真，陳映真被捕前的作品，被認為是那個時期最好的創(chuàng)作，而他本人卻因“意圖顛覆叛亂”的罪名失去了自由。
在監(jiān)獄里，柏楊把精力投入到歷史中去——現(xiàn)實已經(jīng)剝奪了他的話語權。而當他成為一名另類的歷史學家后，那位早年看過禁書的年輕人，已經(jīng)從臺灣大學畢業(yè)，在政治大學執(zhí)教歷史。20世紀末，被禁的作家“郭伯伯”和他的讀者劉季倫成了朋友，禁書早已開禁，言論也變得自由。
正是由于臺灣在國民黨兩蔣反共時期的文網(wǎng)過密，硬生生切斷了臺灣與現(xiàn)代中國的文化紐帶，以致于那段歲月中，在臺灣長大的年輕人，除了徐志摩、朱自清、梁實秋少數(shù)幾位現(xiàn)代中國文學家的作品外，魯迅、沈從文、老舍、巴金、茅盾的作品，都是島上的禁忌。對于當時島上的大部分年輕人而言，這些人是他們聞所未聞的。
兩岸都有手抄本年代
到了高中時代，劉季倫讀到了魯迅。他在嘉義的一位學長家里，借到了一本《阿Q正傳》。因為怕惹禍，不敢影印，所以自己手抄了一本。當時的中學生都在為準備聯(lián)考而拼命用功，大部分同學對這類書籍連聽都沒聽說過。
到了大學時代，傳聞同學中有些“職業(yè)學生”，但至于他們?nèi)藬?shù)多少，沒人知道；到底是誰，也沒人知道。于是關心政治的學生，就不免有些人人自危了，總擔心說錯了話，就要惹禍。
劉季倫并不知道，在他手抄《阿Q正傳》時，中國大陸的年輕人也在私下手抄一本書，那就是張揚的《第二次握手》，這部歌頌中國老一代科學家的手抄本，因為頌揚周恩來總理而惹怒了姚文元，作者張揚入獄，但是一部30萬字的長篇小說卻在民間以手抄本的形式傳播開來。然而罪名卻很令姚文元頭痛，想定《第二次握手》是黃色小說，但是男女主人公在30年時間里“手”才握了兩次，又不敢明著把矛頭指向周恩來，所以最后給知青張揚定了個罪名“反黨”。
作為臺灣島上的第二代“外省人”，劉季倫在大學期間經(jīng)歷著這樣的變革：1975年，陳映真出獄，繼續(xù)他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李敖是1976年減刑獲釋的，這位生命力極強的人出獄后當過一段土木工程的包工頭；柏楊于1977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節(jié)這天獲釋，在美國的關注下，從綠島飛回臺北。
劉季倫說：“在1970年代后期，臺灣島內(nèi)經(jīng)濟開始增長，人民參政意識也逐年增強，開始有要求民主的呼聲出現(xiàn)。”
但是在民主的呼聲中，不能排除一些臺灣獨立的支持者，甚至在中學里也有臺灣獨立的呼聲，也有中學生被抓去坐幾年牢的情況。
民間悄然發(fā)生的變化，也在大學聯(lián)考中反映出來，1977年7月，大學聯(lián)考的作文題目是《一本書的啟示》，有報道稱，考生筆下出現(xiàn)次數(shù)最多的書名中，居然是禁書《異域》！細心人發(fā)現(xiàn)這一報道在第二天就被更改為：名列第一的是蔣經(jīng)國《風雨中的寧靜》，第二位的，才是《異域》。
解禁的日子
1987年7月14日，“臺院議字第1641號”咨文宣布，“臺灣地區(qū)自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零時起解嚴”。換句話說，長達38年的戒嚴——從1950年5月19日零點開始的戒嚴，到1987年7月15日零點，終于結(jié)束了。
解嚴之后，一切都來得更快一些，半年后，1988年1月1日，蔣經(jīng)國指示正式結(jié)束報紙29家、三大張的限證和禁令。幾天之內(nèi)，200多家新的出版物要求辦理登記。60多個政黨社團要求注冊成立政黨，后來被批準的有20多個，其中包括民進黨。實際上，在戒嚴令的晚期，媒體已經(jīng)像雨后春筍一般，有的媒體申報很多名字，被查禁一個后，馬上換個“備胎”再次出現(xiàn)。
報禁黨禁開放第12天的下午，78歲的蔣經(jīng)國突發(fā)胃腸道大出血離世。這一天是1988年1月13日，離解嚴半年還差兩天。
解嚴前不久，知識界的民間滲透已經(jīng)悄然進行，在臺灣上大學的一些香港僑生，偷偷地帶馬克思的《資本論》進入臺灣。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共10冊，由范文瀾本人撰寫的頭四冊，剛好與金庸小說厚度差不多，就被撕下封面，再包上金庸武俠小說的封皮，帶回臺灣。但是，《射雕英雄傳》的封面是不能借用的，因為書名典出毛澤東詞“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所以這本書當時也被禁了。
解嚴前后劉季倫正讀研究生，大學時的一位同學回大陸探訪并且到北京轉(zhuǎn)了一圈，這在當時的臺灣社會中，是非常先鋒的事，而年輕人又都很樂于領這種風潮之先。這位同學在北京應劉季倫之托購得一套價格很便宜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寄回了臺北。
一套大陸出版、蓋著北京某書店印章、貼著大陸郵票的郵包——郵包里還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這件在大學生、研究生們看來很前衛(wèi)的事情，卻給劉季倫帶來了麻煩——書被新聞局扣下了。
劉季倫去取郵包時，等待他的還有一個陌生人，那是一個新聞局的特務。在問詢了劉季倫的學業(yè)和社會交往后，才讓他把書取走。實際上，在1987年解嚴令之后，特務的勢力已經(jīng)萎縮，但是慣性還在起作用。盡管擁有一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經(jīng)不再會被當作“政治犯”、“良心犯”來判刑，但是情治人員仍然在“忠于職守”。
事實上，早在劉季倫大學期間，就已經(jīng)看過學校圖書館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圖書館里這種禁書只對有專業(yè)背景的學生開放，而且每本書上都蓋著“匪情數(shù)據(jù)”的圖章，大約是“供批判用”的意思。
劉季倫手抄過的魯迅作品公開在臺灣發(fā)行，是1989年10月的事，由臺灣風云時代出版公司率先發(fā)行了《魯迅全集》。從這以后，1949年以前的左翼作家作品、1949年以后大陸著名的文學作品，在臺灣有了正規(guī)出版渠道和公開發(fā)行的渠道。此前，無論是被毛澤東稱為“骨頭是最硬的、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的魯迅，還是大陸其他左翼作家，如巴金、冰心、茅盾，凡大陸著名作家的作品，都只能作為禁書在大學區(qū)的地攤上私下里出售。
但是在臺灣解嚴后的一段時間，輿論檢查仍然存在，1990年臺灣導演朱延平想把柏楊寫于1961年的《異域》改編為電影，結(jié)果被電檢處查禁，朱延平只得拍了一個賣座的電影《大頭兵》，以換取拍攝《異域》的權利。結(jié)果放映出來后，《異域》比《大頭兵》還叫座。
這部片子不僅叫座，還叫“好”。它的好在于，電檢處在群眾游行后，把剪掉21處，減少為剪16處，最后解放到了一刀未剪。這在那個剛剛解放了思想的年代，將臺灣的電檢制度推進了一大步。后來羅大佑把這部電影的主題歌傳到了大陸，名叫《亞細亞的孤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