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購票相當難的車次。為了順利買到票并同時接近和了解黃牛黨，記者是在朋友的引薦下，與資深女黃牛余彩電話取得了聯(lián)系。拿到票以后，記者表示希望邀請她到肯德基喝杯飲料吃點東西順便聊聊。她立刻警惕起來，盤問記者是干啥的。記者只好解釋自己是搞社會研究的，只不過對黃牛黨這個行當好奇，沒有任何惡意。也許是熟人介紹的緣故，余彩最后爽快地答應(yīng)了。

　　并不是每個人一提到倒票的黃牛黨都會痛恨得咬牙切齒，介紹記者認識黃牛的這位朋友就不。不僅不，她內(nèi)心甚至還有幾分感激。因為從2006年開始，她每年春節(jié)前回老家黑龍江佳木斯的臥鋪票基本都是通過黃牛搞到的，雖然每次加價60元到200元不等，但和全天在火車站擁擠的人群里排隊等票的煎熬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

　　從北京至佳木斯的火車每天只有K339一趟?！耙驗檐嚧蜗∩伲坏酱哼\那真是一票難求?！边@位朋友告訴記者。今年也不例外，從1月10日開始，她就提前開始通過網(wǎng)絡(luò)和電話查詢，她想預訂1月25日至31日任何一天K339的硬臥或軟臥，結(jié)果讓她大失所望，所有的票早就賣光了。但她并沒有感到驚慌和絕望，她手里還握著最后一張底牌，那就是找余彩買高價票。

　　多次的買票經(jīng)歷讓她和余彩之間似乎已經(jīng)建立了某種信任，她甚至還主動把余彩介紹給另外一些想回老家卻同樣購票無門的老鄉(xiāng)。事實上，余彩的黃牛生意網(wǎng)也正是靠買票者的口碑慢慢建立起來的。

　　黃牛黨就是個小社會

　　據(jù)中國社科院白皮書介紹：黃牛黨最紅火的時候，北京站和北京西站約有票販子上萬人。北京黃牛黨基本由四大群體把持：勢力最大的是東北幫，約占總?cè)藬?shù)的1/3，河南幫排序第二，河北幫排位第三，安徽幫排位第四。黃牛黨按身份也可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在原籍失地的農(nóng)民；第二類是下崗或失業(yè)的職工；第三類是有前科的逃犯、吸毒者或刑滿釋放的社會黑戶；第四類是其他閑雜人員。

　　“我承認做黃牛既不光彩也不合法，但沒有誰生下來就愿意做黃牛，我也是被逼無奈。”余彩嘆口氣說。

　　余彩原來從安徽農(nóng)村來京當保姆，因父親患重病缺錢才被老鄉(xiāng)帶入行。她先是跟著一個老鄉(xiāng)“慧姐”學徒，賣出一張票“慧姐”分給她10元至30元的抽成，俗稱“砸干棒”。由于缺少資源，只能靠自己冒險在車站內(nèi)外搭訕詢問，運氣好的時候一天能賣兩三張，運氣不好兩天都不開張，一個月下來也就賺千把塊錢。

　　半年以后，余彩漸漸明白這行當?shù)拈T道，也積累了一些資源，終于從“學徒型”轉(zhuǎn)為“單干型”，自己找票源，自己再倒出去。那一段是她最拼命工作的時候，因為賺多賺少都是自己的。她最多的時候一天能賺300多元，最少也能賺100多元，每個月下來竟能賺到五六千，不僅還清了父親看病欠的債，還有了一些積蓄。從2008年開始，她把自己老家的土地承包給別人種，讓丈夫和妹妹都出來跟著干。倒票方式也從“單干型”轉(zhuǎn)為“家族型”，她領(lǐng)著妹妹在北京站，丈夫則去了北京西站，親屬攜手，兩站聯(lián)合，互通有無，大大提高了倒票額。

　　“2008年至2010年，是我們一家賺錢最多的時候，攢下了差不多40萬元。黃牛最賺錢的時候是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那是票販子們財富積累最多的時候?！庇嗖收f。

　　據(jù)北京市西城區(qū)檢察院偵查監(jiān)督處助理檢察員韓帥介紹，“北京地區(qū)參與倒票活動的黃牛大多為外地來京務(wù)工人員，大約占到全部黃牛人數(shù)的96%。一般情況下，從事倒票的黃牛文化程度比較低，接受過大專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大約占全部黃牛人數(shù)的15%，其余均為高中以下文化程度，有的甚至是文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