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全國“黑戶”有1300萬，占總人口的1%。張清黃就是那1%。

張清黃是一個12歲的大男孩。他所生活的村莊有一個美麗的名字，叫鳳凰村。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很多父母對子女的期望。但張清黃的未來卻可能與“飛黃騰達”沾不到邊。

因為他沒有戶口。如果繼續(xù)這么“黑”下去，考大學無望，找好工作無望，甚至連這個村子，他可能都走不出去。

11月下旬，公安部部長郭聲琨主持召開公安部黨委會議暨部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七次（擴大）會議。議題之一，就是解決全國無戶籍人口的戶口登記問題。

獲知這個消息時，遠在四川農(nóng)村的張清黃和他62歲的老父親，還不知道這意味著什么。但在南開大學人口與發(fā)展研究所教授原新看來，這是個大進步。戶口的歸戶口，計生的歸計生，“依法治國不僅是口號，還要落實到具體的工作當中去。”

沒有戶口的人生

2011年4月29日，國務院第六次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副組長、時任國家統(tǒng)計局局長馬建堂做客人民網(wǎng)時曾給出一組數(shù)字。他說，全國登記到?jīng)]有戶口的人有1300多萬，大部分是超生未上戶口的。

據(jù)《第一財經(jīng)日報》報道，國家發(fā)改委宏觀經(jīng)濟研究院副研究員萬海遠等人在2014年調研后，認為這個“大部分”的比例占到60%以上。此外，“黑戶”還包括沒有主動上戶口、棄嬰、未婚生育、相關證件丟失、戶籍辦理程序繁瑣、基層部門不作為等多種類型。

家住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農(nóng)村的普美珍（化名）夫婦，就是因“超生”而一直沒給孩子上戶口。這對哈尼族夫婦有5個孩子，后來的3個屬于超生。一個9歲，一個7歲，一個5歲，都還沒上學。

夫婦倆在外地打工，好的時候，每月能有四五千元收入，但養(yǎng)活5個孩子，還是吃力。“只要能把他們供出來，我們多苦多累都沒關系?？晌覀兎蚱迴甑腻X，只夠生活費，上戶口要先交好幾萬元，去哪里找錢？都急死我了！”普美珍說。

剛生孩子那幾年，普美珍還到處躲。但這兩年，眼見孩子要上學，普美珍開始頻頻找村委會、找鄉(xiāng)政府計生部門、找鄉(xiāng)長辦，得到的消息還是“要先交罰款再落戶”。

遠在四川省的張清黃不是“超生戶”，但也沒有戶口。因為他不知道自己的媽媽是誰，連出生證明都沒有。手續(xù)不齊，派出所也就沒法給他上戶口。

張清黃一家是楊世忠單位的精準扶貧對象。后者是四川省自貢市貢井區(qū)工商局副局長，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多年前，張清黃的母親從外地來，生下他半年多，就又到其他地方生活去了。父親已經(jīng)年邁，長期有病，又愛喝酒，動不動就打他。

父子倆居住的3間破磚瓦房，四面透風。有一次，都中午12點了，房門還緊閉著。楊世忠一行去扶貧時，敲了很久才打開門。父親在床上喝醉了。兒子一出門，就被打了一巴掌，被呵斥道：“怎么不喊人，不聽話！”

楊世忠瞥了一眼，被打的孩子站在一邊，雙手攥著衣服角，緊咬嘴唇不說話，但眼神里充滿恐懼和怨恨。

村上和張清黃一樣是“黑戶”的還有兩個孩子。一個是女孩，出生40多天時被養(yǎng)父從外地撿了回來。居住的4間土屋，3間漏雨。都14歲了，還跟養(yǎng)父擠在一張床上。墻壁用木棍勉強支著，算是撐起了一個家。另一個是10歲的男孩，條件稍好些。母親18歲時生下他就跑了，親生父親也不知是誰，一直和外公住在一起。

楊世忠說，他們也都是因為沒有出生證明，沒有親生母親的DNA，沒辦法上戶口。

“太窮了！” 楊世忠覺得簡直難以想象，但他更擔心孩子們未來精神上繼續(xù)“窮”下去。

“說實話，現(xiàn)在沒有戶口，對他們影響還不大。上小學初中，村委會開證明學校也不拒絕。但以后上高中、上大學，沒有戶口、沒有身份證，無法報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未來打工、結婚、外出，幾乎是寸步難行！”楊世忠說，孩子的家人以前也找過村委會、鄉(xiāng)政府協(xié)調，但手續(xù)不齊，還是沒辦法。

“窮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戰(zhàn)勝不了自己。”楊世忠回憶，他和幾個孩子交流都比較困難，受長輩木訥懶散的影響，他們沒有人生目標。和小女孩提起要不要去找親生父母落戶口時，也是一副無所謂的樣子。

“‘黑戶’缺的可不僅僅是一個戶口、一張身份證這么簡單，這意味著，醫(yī)療、教育等一系列福利都與他無關了。”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喬曉春說，坐火車、坐飛機、找工作、找房子……甚至出門買個藥，沒有身份證，很多事都做不了，生活里滿是困難。

“影響最大的就是孩子，剛生下來沒有戶口，接受免疫針都受影響，連帶會產(chǎn)生很多問題。” 喬曉春說。

這也是楊世忠所擔心的，物質上貧窮只是暫時的，怕只怕連心智也跟著“貧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