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歲的張中一老人接過書，有些激動。怎能不激動呢？2010年鶴龍湖鎮(zhèn)詩聯文學會成立后，每年都因為資金問題捉襟見肘。每年僅出的一本集子，還是沒有正式書號的。第一年1700冊，第二年1000冊，第三年幾百冊。“化緣”艱難，每況愈下，直讓人對農民創(chuàng)作冷了心。

　　“如今可好，我快干不動了，能安心退了。只希望大家有了條件，別失了創(chuàng)作的熱情，發(fā)動更多鄉(xiāng)親們學文化、搞創(chuàng)作！”

　　張一一的鼻子也發(fā)了酸，“我想展開一場實驗，通過對鄉(xiāng)野作家、農民詩人的發(fā)動，感染更多人，影響更多地方，讓農村人別‘買馬’,別庸俗地只是比較誰家兒女有出息、誰家別墅起得高。也多想想內心的東西，比比精神世界，比比誰看的書多，誰寫的文章好。”

　　“就先從家鄉(xiāng)開始，從一個個蔣慕平、危勇開始。”他說。

　　2014年，有媒體評選的年度十大文化事件，鶴龍湖鎮(zhèn)“農民文學獎”位列中央文藝工作座談會之后，排名第三，被譽為“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的一次成功實踐”和“中國小城鎮(zhèn)文化建設的典范之作”。

　　對于張一一、徐凌峰的這些“折騰”，分管旅游的候鎮(zhèn)長看得清楚實際。“鶴龍湖鎮(zhèn)被稱為蟹鎮(zhèn)，對我們來說，發(fā)展旅游，名氣最重要。所以張一一要在鎮(zhèn)上做什么，我們都很配合。最好他們搞得動靜越大越好。”

　　“如果你讀我作品時忘記我身份，我必將尊重你”

　　“他們的詩，放在中國詩人的詩歌中，就像把異類放在一群大家閨秀里一樣醒目——別人都穿戴整齊、涂著脂粉、噴著香水，聞不出一點汗味；唯獨他們的詩煙熏火燎，帶著河塘的泥土味，家長里短、發(fā)家致富，瑣碎甚至銅臭。”

　　農民詩人，除去農民的標簽，詩歌的價值何在？蔣慕華說，她的身份順序應該是女人、農民、詩人。“兩個兒子不在家，把孫子孫女托付給我，我要先照顧好他們。家里有田，不種好地，怎么過活，別人怎么瞧得起？”蔣慕平說。

　　對于農民詩人的詩作價值，張中一看得清醒。“他們的詩，放在中國詩人的詩歌中，就像把異類放在一群大家閨秀里一樣醒目——別人都穿戴整齊、涂著脂粉、噴著香水，聞不出一點汗味；唯獨他們的詩煙熏火燎，帶著河塘的泥土味，家長里短、發(fā)家致富，瑣碎甚至銅臭。”

　　記者問危勇和蔣慕平，有人對你們關注，是因為你們農民詩人的身份，因為你們的遭遇，而不是因為作品，你們怎么看？

　　生活已將蔣慕平打磨得直白而實際，她不避諱自己對好日子的向往，又在這“世俗中”堅守自己的一方天地。“如果你們在讀我的作品的時候，忘記問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將尊重你。”

　　“任何身份的標簽都不能凌駕于創(chuàng)作本身。”危勇說。

　　“任何標簽都有局限性，而每個人都是豐富的，創(chuàng)作也是不一樣的。”張一一這樣評價。他說，農民能以身邊的素材進行創(chuàng)作，觀察生活，熱愛生活，有一種文化的向往和追求，就值得鼓勵和弘揚，而不應該對其作品的藝術水準和文學價值過于挑剔。

　　傍晚，記者即將離開湘陰，蔣慕平突然打來電話，“我還有話講。你知道那個腦癱詩人嗎？什么秀華，也是我們湖南的。”

　　“是余秀華，她是湖北的。”記者告訴她。

　　“對！”蔣慕平說，“她可真火，要不是路途太遠，我早就去會一會她了。我們都是農民詩人。”

　　“你不是說，農民這個標簽不重要嗎？”記者詫異。

　　“重要，也不重要。”蔣慕平停頓了一下說，“在張一一找到我們之前，我已經寫了幾十年了。我們知道，我們也是他的‘作品’,我不在乎。沒有他，哪有人會關注我們。”

　　“能不能在報紙上宣傳一下我寫的小戲。”她的鄉(xiāng)音很重，怕記者聽不懂，她又重復了一遍：她的理想，就是寫一個成功的劇本，在家鄉(xiāng)演出。“讓大家都曉得，讓別人分享我成功的喜悅。”

來源：中國新聞網

原標題：七旬村民作18字《詠雞》詩獲農民文學獎 1字55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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