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過程中，高守良將他對金錢的畸形欲望表露得淋漓盡致。”審查調查人員告訴記者，高守良任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一把手時，已是黨的十八大之后，可他依然不收斂、不收手，那筆3000萬元的轉賬就發(fā)生在黨的十九大召開前兩天。

“高守良涉案金額特別巨大，造成的損失特別嚴重，作案手法隱蔽，犯罪情節(jié)惡劣，案情復雜，涉案人數(shù)多，這些都說明高守良貪婪成性，甚至達到了瘋狂的程度。”北京市紀委常委、市監(jiān)委委員王向明告訴記者，在真金白銀面前，高守良無所不用其極，徹底淪為金錢的奴隸。

經調查，高守良涉嫌受賄近1.8億元人民幣（其中，1.1億元未遂），涉嫌貪污164萬余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2000余萬元。

“我內心深處認為，共產黨人不是‘苦行僧’，不可能做到大公無私，不可能脫離低級趣味。”高守良這樣剖析自己墮落深淵的原因，“事事想回報，認為自己從合作伙伴那里拿些好處、占點便宜，他們也沒吃虧，自己很心安理得。”

專橫跋扈，搞“一支筆”“一言堂”——

“他說你對就對，說你錯你就錯了”

專橫跋扈，是同事們對高守良的一致印象。

“他說你對就對，說你錯你就錯了。”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一工作人員說。在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高守良大搞“一支筆”“一言堂”，儼然把單位變成了自己的“獨立王國”。

2014年8月，在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常務理事會第15次會議上，通過了“某公司重組項目用款及擔保”的議題，決定為某公司提供4億元信用擔保。

“這個項目是臨時上常務理事會的，我作為班子成員，連這個公司的名稱都沒聽清楚，他直接就決定了，更別提科學論證、科學決策了。”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黨委副書記表示。

在此之前，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以期權投資的名義已累計借給該公司5000萬元。而在錢借出去不久，審計部門就發(fā)現(xiàn)，該公司連年虧損，連利息都已支付不起。

高守良得知這一消息非常生氣，但當該公司負責人郜某某遞上一份500萬元股權承諾函后，一切都變了。高守良不顧市供銷合作總社常務理事會的反對，又向該公司追加投資1億多元，由市供銷合作總社投資管理中心為該公司非公開發(fā)行4億元私募債券出具擔保函，并簽訂擔保協(xié)議。

經鑒定，在該項目中，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共有4.6億多元最終無法收回。

高守良擔任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一把手的這些年，由于其隨意決策、獨斷妄為，總社負債率增長了9倍。截至2018年底，負債金額已達182.76億元。

“企業(yè)投資必須符合規(guī)章制度的要求，比如，要上會研究、要風險評估、要事先審計，土地出讓必須要經過招拍掛……但是，這些在高守良那里都不需要。”審查調查人員告訴記者，高守良甚至連下屬企業(yè)的運行執(zhí)行情況都不讓監(jiān)事會參與，人為地把監(jiān)事會弱化、虛化、邊緣化，導致供銷合作總社內部監(jiān)事體系難以發(fā)揮實際作用。

除了在常務理事會上搞“一言堂”，高守良對待下屬更是頤指氣使、盛氣凌人。

“在工作中，只要是同事們的行為稍不合高守良的心意，輕則訓斥、重則辱罵。”據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一些干部職工介紹，在高守良的批示中經常出現(xiàn)“廢物”“白癡”這樣的語言，有時他甚至連基本形象都不顧。

“他經常喝酒，喝完酒就罵人。”這是高守良曾經的同事說得最多的一件事。在一次酒后，高守良半夜11點召集研究室全體人員開會，主要議題就是“罵人”。

在高守良看來，“一把手就應該有點霸氣”，“辱罵干部是對干部的疼愛”。

“我們跟他談話的過程中，他也經常說，他就是這個單位的家長，每個決定都是正確的，要求下屬們無條件地服從。”審查調查組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高守良作為一把手，用自己扭曲的價值取向和歪曲的從政行為，將市供銷合作總社的政治生態(tài)弄得污濁不堪，既污染了黨風政風，更敗壞了黨的形象。

對抗調查，模擬現(xiàn)場反復演練——

“你要是有急事的話，給我發(fā)個照片，我就給你回電話。否則，盡量不要聯(lián)系我”

挖空心思斂財?shù)暮蠊?，高守良心知肚明。他利用曾經擔任過3年紀委書記、曾參與上級紀委專案組工作的經歷，想盡一切辦法對抗組織審查調查。

“他的反調查意識非常強，除了家庭正常收入之外，所有財產都不在自己和家人的名下。”審查調查人員介紹，在調查中，工作人員發(fā)現(xiàn)高守良實際控制了三家公司，這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分別是高守良的妻舅、外甥女和曾經的同事，他們要么長年不在北京，要么對經濟上的事一竅不通。讓人吃驚的是，這三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名下有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