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至 1982 年，我居住在北京，參觀了很多中國的城市。在北京，我游玩了故宮、北海公園、天壇、頤和園、十三陵和長城等。此外，我還去過上海、天津、廣州、大同和秦皇島等城市。在中國生活那段時間是我人生最快樂的時光之一。我很喜歡中國美食，尤其鐘愛炸韭菜盒子和餃子。不過，回想起來，那時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剛剛起步，經濟發(fā)展水平還不高。
1982年離開中國后，因為學術研究需要，我又有幸15次到中國，主要是參加國際會議和在大學任教。作為一名學者和政策顧問，我所有的工作幾乎都與中國有關。盡管 40 年前很少有人相信，我的職業(yè)生涯投向中國研究會取得事業(yè)成功，但今天很多人都認可我所做的正確選擇。這些年，在拉丁美洲，研究中國和中國文化的學者越來越多。我為有幸見證中國所經歷的巨大轉變而感到高興。
在我看來，堅持理論創(chuàng)新和自主探索發(fā)展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也為中國取得革命勝利和經濟發(fā)展提供了堅實基礎。中國人民是爭取民族獨立、社會穩(wěn)定、人民福祉和祖國統(tǒng)一的中堅力量。如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提出，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將使中共成為推動中國不斷進步始終如一的政治力量。
近年來，中國在與全球治理有關的各種問題上逐漸承擔了更大的責任，特別是自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在全球治理中，中國通過創(chuàng)造性的想法和計劃，努力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中國還致力于建立新型全球伙伴關系并建立新的安全框架。 2017年，習近平主席分別在聯(lián)合國日內瓦總部和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上發(fā)表講話，呼吁各國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幾年，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全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新冠肺炎疫情發(fā)生以來，這一理念也對全球抗疫產生了積極影響。
我相信，只要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中國必將在實現(xiàn)共同富裕、生態(tài)治理、經濟轉型和創(chuàng)新發(fā)展上取得更大成就。
期待中國對全球經濟作出新貢獻
■ 講述者：巴基斯坦國立科技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 澤米爾·阿萬
從1980年第一次到中國，我與中國的緣分持續(xù)了40余年。我清楚地記得，1980年9月21日我進入北京語言大學，學習了1年漢語。隨后，我進入上海大學學習，并于1987年獲得工學碩士學位。學成后，我返回巴基斯坦工作和生活。2010至2016年，我有幸在巴基斯坦駐華大使館擔任參贊。2016年從使館卸任后，直到2019年底，我?guī)缀趺總€月都到中國旅游。
我有幸在改革開放初期在中國學習，也因此成為中國飛速發(fā)展的見證者。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時，貧困還是隨處可見，食品和消費品短缺，實行糧票、油票、肉票、棉票等配額制；公共基礎設施比較差，公共交通系統(tǒng)還不發(fā)達，很多房子也很舊。在中國讀書期間，得益于每年寒暑假穿越大半個中國回巴基斯坦的經歷，我飽覽了中國的大好河山，也深深愛上了美麗的中國。
這些年，我頻繁往返于巴中兩國。最令人興奮的是，我每次到中國旅行，都會看到中國社會發(fā)展的顯著變化，到處都有新增的建筑、道路、橋梁等建設項目。中國的公共服務設施早已今非昔比，中國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近年來，中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消除貧困。中國是唯一一個提前實現(xiàn)《聯(lián)合國2030年可持續(xù)發(fā)展議程》減貧目標的國家，這是中國為全球減貧事業(yè)樹立的榜樣和標桿，世界其他地方可以學習中國的減貧經驗。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歷經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后，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并成為執(zhí)政黨，為領導全國人民開展建設提供了堅實基礎。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迎來了全新的發(fā)展機遇，取得了巨大的發(fā)展成就。40多年過去了，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大幅提升。這是對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70多年成就的最大肯定。
近年來，中國和平崛起，全球影響力不斷提升，已經成為發(fā)展中國家的希望。在參與國際事務的過程中，中國因為展現(xiàn)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而受到高度贊賞。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已經和許多發(fā)展中國家達成合作協(xié)議，一些國家已經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受益者。作為親密朋友，巴基斯坦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巴經濟走廊的最大受益者。我很期待，中國未來可以繼續(xù)在促進全球互聯(lián)互通中發(fā)揮積極作用，對全球經濟增長作出新貢獻。
中國成就證明社會主義是可行的
■ 講述者：電子科技大學生命學院中國—古巴神經科技轉化前沿研究聯(lián)合實驗室主任 佩德羅-瓦德爾斯
我于1950年3月12日出生在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11歲前，我和家人一起生活在美國。
我父母都是古巴共產黨人，非常欽佩中國革命。我父親是一名杰出的醫(yī)學專家。我母親是一名語言教師，后來成為古巴語言大學的校長，曾向第一批駐古巴的中國外交官教授西班牙語。我的叔叔勞爾·巴爾德斯-維沃是古巴革命領袖，在上世紀50年代初訪問中國，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在這種家庭氛圍的濡染下，我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解中國。在父母的鼓勵下，我很早就閱讀了諾爾曼·白求恩的傳記，深受啟發(fā)。
1969年，我就開始和來自墨西哥、美國的一些科學家合作，使用計算機對大腦神經活動（EEG）開展研究。1987年，在我的孿生兄弟米切爾博士的指導下，我和中國科學家一起發(fā)表了一些論文。1990年，米切爾和我共同創(chuàng)立了古巴神經科學中心。同年，為進一步推動古中合作，我第一次來到中國，并將一些國外的計算機化腦電圖系統(tǒng)最早引入中國。期間，我到訪了北京市和西安市。在美麗的古城西安，我被邀請擔任首屆中國計算機化腦電會議的國際主席。
由于對中國的文化、歷史和革命傳統(tǒng)充滿向往，我早就期待訪問中國。到訪中國沒有讓我失望，遇到的人們都很友善、吃到的食物都很精致、交流的科學家和醫(yī)療專家都富有創(chuàng)造力。
2000年，我應邀到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工作，和中國科學家的交往更加密切了。隨后，我被聘為電子科技大學特聘教授。自那以后，我每年都在中國待更長時間。自2015年起，我擔任起中國—古巴神經科技轉化前沿研究聯(lián)合實驗室主任一職?，F(xiàn)在，我定居四川省成都市。我的實驗室已經畢業(yè)了27名碩士和博士。
我的人生目標是發(fā)展科學，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中國擁有強大的科技創(chuàng)新力和許多偉大的科學家，我與他們都有很好的互動。近年來，我一直在中國和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一起工作。我們創(chuàng)建了中國—加拿大—古巴神經技術項目，致力于開發(fā)檢測世界各地腦部疾病的方法。現(xiàn)在，我們正在研究新冠病毒對大腦的影響，還組建了全球大腦聯(lián)盟。
古巴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兩國都曾遭受外國侵略，都是從非常低的經濟發(fā)展水平起步，都在為本國人民爭取利益的過程中取得顯著成就。中國在經濟發(fā)展方面走得更遠，值得古巴學習。古巴在生物技術方面也取得了巨大進步。兩國的交流是互利共贏的。
中國社會充滿發(fā)展活力，為消除貧困付出巨大努力，并成功躋身全球經濟發(fā)展前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將國家集中規(guī)劃引導經濟發(fā)展與市場力量自由發(fā)揮適當結合起來，上演了迄今為止最令人震驚的經濟奇跡。在世界范圍內，中國的發(fā)展成就充分證明了社會主義確實是可行的。
我曾有幸受邀觀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閱兵式。我的結論是：中國是一個未來發(fā)展道路明確、以科學原理為導向、以造福世界和全人類為目標的國家。
中國有很多地方值得印度學習
■ 講述者：印度國立伊斯蘭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副教授 沙海麗·查塔拉支
我出生在偉大的詩人、哲學家泰戈爾的故鄉(xiāng)——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爾各答市。這里是我對中國文化產生濃厚興趣的啟蒙地。
讀高中時，我有幸到維斯瓦巴拉蒂大學（又譯為“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參觀訪問，并在此學習了1年中文。而這所大學也是中印友誼的歷史見證者。1924年，泰戈爾訪問中國，受到中國人民熱烈歡迎。返回印度后，泰戈爾萌生了在印度建立一個研究中國的學術機構的想法。1937年，在中印兩國學者的共同努力下，泰戈爾在加爾各答和平鄉(xiāng)創(chuàng)建維斯瓦巴拉蒂大學中國學院。至今，在中國學院的墻壁上，人們還可以看到印度著名畫家南達拉爾·博斯創(chuàng)作、反映中印佛教文化交流歷史故事的精美壁畫。
后來，我考入位于印度新德里的尼赫魯大學，主修中文專業(yè)5年。學習中文專業(yè)之后，我開始將注意力放在國際關系上，著重研究中國社會治理和中印關系。
2010年，我第一次到中國，是到湖南師范大學學習交流。我感到很幸運，因為湖南是個歷史文化底蘊很深厚的地方，也是毛澤東主席的家鄉(xiāng)。我非常熱愛中國古代文學，認真閱讀了唐詩宋詞、四大名著等文學經典。最令我感動的是，為滿足我學習中國古代文學的熱情，湖南師范大學專門給我安排了古代文學課程。當時，每到周末或假期，我就和學校里各國的同學們一起，去附近爬山或者出去旅行，收獲了全新的人生體驗。那年春節(jié)假期，我到中國的云南省、江蘇省、浙江省、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北京和上海等地游玩，非常開心。
碩士畢業(yè)后，我拿到印中兩國政府合作的一個獎學金，有機會到中國留學。2011年，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浙江省。這次經歷讓我關注到浙江省的環(huán)境治理問題，并將其作為我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為完成博士論文，我又多次到訪浙江省的不同城市，參觀考察各行各業(yè)。在此過程中，我見證了中國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取得顯著成效的過程。
印度和中國都是人口大國和發(fā)展中國家，都面臨嚴峻的環(huán)境治理挑戰(zhàn)，可以在環(huán)境治理領域加強合作交流。中國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的模式有很多值得印度學習的地方。比如，中國的河流污染曾經也相當嚴重，但近年來通過采取“河長制”等綜合措施，取得了河流全流域污染治理的良好成效。印度也有貫穿各邦的大河，在治理河流污染上可以借鑒中國經驗。此外，印中兩國在垃圾分類處理、可再生能源技術、減貧事業(yè)和新興產業(yè)等領域的合作空間也很大。
在當前國際形勢下，發(fā)展中國家要更加注重基于平等條件的合作關系，以便雙方或多方都有機會平等地參與國際事務并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印度和中國都是多個多邊合作組織的成員國，例如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五國，在這些框架下為推動多邊合作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新冠肺炎疫情發(fā)生以來，印度和中國也互幫互助，發(fā)生了很多感人故事。
印中關系發(fā)展并非一帆風順。但作為文明古國和鄰國，印度和中國攜手合作，將對世界產生深遠影響。我對此充滿期待和祝福。
（記者 賈平凡）
《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21年06月22日 第 10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