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5世紀，《孫子兵法》就寫道：“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從阿茲特克人、羅馬人到蒙古人，很多古老文化里都記載了間諜活動，包括盜竊信件、竊聽和監(jiān)視敵人。中世紀時，梵蒂岡比許多國家的政府更強大，教皇擁有龐大的間諜網絡，其最著名的形式是宗教裁判所。在文藝復興時期，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的宮廷策劃了大量間諜活動。弗朗西斯·沃爾辛厄姆爵士成為女王的間諜總管，阻止暗殺企圖，打擊海外天主教徒的勢力，讓女王不斷領先于她的敵人。
然而，直到20世紀，現代意義上專門的國家間諜機關和間諜活動才真正出現。1909年英國秘密特勤局成立，1942年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zhàn)略情報局成立。
《孫子兵法》中記述了五類情報來源
《孫子兵法》中概述了五類情報來源：鄉(xiāng)間、內間、反間、死間及生間；而古代印度哲學家考底利耶則在他的政治著作《政事論》中提倡“政府應該雇用情報人員來監(jiān)視他們的臣民”；13世紀初的蒙古帝國，成吉思汗早已擁有強大的間諜網絡，使得他的隊伍屢屢以少勝多——在金庸小說《射雕英雄傳》中黃蓉扮襄陽使者闖蒙古營寨等情節(jié)其實正是“兵不厭詐”的作戰(zhàn)策略。這就讓我們不難發(fā)現，間諜行為的產生，是在戰(zhàn)爭和政治影響下，不得不做出的冒險之舉。
它妙在智取，而非硬奪，但同時肩負使命和生命之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