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當時的用法，中國有幾千年的文化遺產(chǎn)，曾經(jīng)各個時期的文言的都是很漂亮的表述法，我們可以借它有益的成分吸收到我們語言里面，做很精彩的點綴。但是從格式到詞語，想整個都回去，那是回不去的。”在日前一場關于《語文漫話》的講座活動上，語言學家張伯江說。

　　“跟呂叔湘先生學點語言學——我編《語文漫話》”講座　高凱　攝

　　作為2020年北京十月文學月的大眾系列活動之一，北京出版集團人文社科圖書生產(chǎn)事業(yè)部日前組織“跟呂叔湘先生學點語言學——我編《語文漫話》”講座。

　　當日主講者張伯江教授，1962年生于北京，現(xiàn)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副院長。作為著名語言學家，他的社會兼職包括《文學評論》等核心雜志編委、中國漢字聽寫大會評委等，在社會上有著廣泛的影響力。

　　張伯江自1984年北大中文系本科畢業(yè)后，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長期擔任呂叔湘先生的學術秘書。呂叔湘先生的《語文漫話》是張伯江教授從呂叔湘先生海量的語言學普及著作以及語文教育文字中，按照語言—文學的內(nèi)在理路，遴選最生動活潑的部分，結(jié)集為一本統(tǒng)系清楚、名副其實的“大家小書”。

　　提及語言規(guī)律，張伯江認為，語言的規(guī)律也應該有一定彈性，“因為語言的運用本來就是一個活的東西，同時我們每個人又來自不同的方言背景、社會身份背景，你的文化教育不一樣，從事的行業(yè)不一樣，大家的語言習慣千差萬別，這時候你要追求所有人同一個意思，只能用一種表達法，那是不可能的。”

　　他指出，規(guī)律的概括應該說符合一般人思維習慣、體現(xiàn)一種普通的邏輯心理就算正確了。

　　“所以你如果說什么是語病、什么是不正確的，那你除非不講道理，正的說成反的，那肯定是語病。但一般來說，有些詞語搭配問題，或者一些虛詞該不該用，我們不主張對這些地方做硬性的規(guī)定，也是對所謂‘規(guī)范’這個詞的一種曲解，一種機械的理解。”張伯江說。

　　此前的全文言高考作文，包括當代一些作家的文言寫作都曾經(jīng)引發(fā)社會關注與爭論，對此，張伯江當日直言，“事實上這里有個問題，就是其中寫的是哪朝的文言？明朝的還是唐朝的、漢朝的？”

　　張伯江提及語言學家王力先生的一篇短文章，“王力先生在其中說不要去學文言文，即便你讓我寫文言文，我也不敢說我寫的就是古人的文言文。王先生舉了《三國演義》里面一段諸葛亮的話，標準的文言，都是駢體的。王先生就挑出好幾個字，比如‘再’字，在諸葛亮的年代哪有這個詞？那時候不叫‘再’，那時候叫‘復’。王先生確實厲害，他對語言極其敏感。他說羅貫中造的文言，都不是諸葛亮那個時代能寫出來的，都是后代東西摻進去的。”

　　張伯江再以現(xiàn)在網(wǎng)上的段子為例說：“一個人穿越到秦朝，說，‘老板來一碗面’，后來老板說那個年頭面條還沒傳到中國來。他說來一個西紅柿，那更沒有這個東西了。食品不能穿越，語言是一樣的道理。所以我看了到秦朝要碗面吃的那個段子之后，我也可以做一個批注，他跟老板要什么食品所用的那套話，有的是明朝產(chǎn)生的，有的甚至都是民國以后才產(chǎn)生的詞語。”

　　這位語言學家當日總結(jié)說，“所以語言，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當時的用法，所謂的文言是一個籠統(tǒng)的說法，因為我們有了一百年來的現(xiàn)代漢語，把以前的東西都叫文言，但文言不是一個均制的東西，不是一致的東西。所以用文言，或者寫字用繁體，不是一種科學的表述方式。所以年輕人好文言，咱們國家有幾千年的文化遺產(chǎn)，從唐詩宋詞，他們創(chuàng)造了很漂亮的表述法，我們可以借它有益的成分吸收到我們語言里面，做很精彩的點綴。但是從格式到詞語，想整個都回去，那是回不去的。”（來源：中新網(wǎng) 記者 高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