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蘇軾關于“活法”的見解大多偏向于直覺式的感悟，很多論述也都散見于詩歌、題跋、書信之中。當我們從古代文論存在的特有形態(tài)出發(fā)，對吉光片羽進行系統(tǒng)的、邏輯的解讀，不難發(fā)現(xiàn)，蘇軾的“活法”思想曉暢明晰，言約意豐。

首先，蘇軾的“活法”思想是根植于“物一理”的藝術觀念之中的，在整個藝術領域，具有方法論上的普適性。其《跋君謨飛白》云：“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分科而醫(yī)，醫(yī)之衰也。占色而畫，畫之陋也。和、緩之醫(yī)，不別老少。曹、吳之畫，不擇人物。謂彼長于是則可矣，曰能是不能是則不可。世之書篆不兼隸，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謨真、行、草、隸，無不如意，其遺力余意，變?yōu)轱w白，可愛而不可學，非通其意，能如是乎？”[15]（P.2181）蘇軾的題跋主要想表達的是對蔡襄書法諸體兼善的推重，但同時也傳達了“物一理”的藝術觀。其詩云“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25]（P.1525），更是明確表達了詩詞書畫一理相通的藝術觀念。蘇軾的藝術融通思想有著較為豐富的內涵。其文曰：“予嘗論書，以謂鐘、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于詩亦然。……李、杜之后，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fā)纖秾于簡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33]（P.2124）蘇軾將“蕭散簡遠”“簡古”“澹泊”等看作是書法、詩歌等藝術在審美意趣上的共通追求，而這只是其藝術融通思想的一個側面。關于藝術之“法”與“活”的認識，同樣是蘇軾藝術相融互通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換言之，蘇軾的“活法”主張作為其“物一理也”的文藝觀的重要注腳，與自然論、傳神論等美學主張一道，構成了其藝術哲學大廈的四梁八柱。蘇軾關于前人古法的認識，“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主張，以及“行云流水”“隨物賦形”的藝術追求，不單融注于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之中，還在其書法、繪畫等藝術世界里一以貫之，具有著普適性的指導作用。

蘇軾“活法”思想的另一個特征，是其鮮明的辯證色彩。“‘活法’之‘活’，既有‘靈活’之意，也可以‘存活’相詮，其觀念，在很大程度上，體現(xiàn)出辯證法的實質一個‘活’字，或者說是一個‘變’字。”[34]（P.4）在蘇軾曲折而坎坷的人生中，處處閃耀著辯證法的哲學光輝，其“剛柔自斷”的哲學觀、“吉兇自生”的人生體悟、“漸進變法”的政治主張以及“著力即差”的臨終遺言，都充溢著可貴的思辨精神。在文藝方面，蘇軾也常常以樸素的辯證思維來分析和總結自身的創(chuàng)作感受，對“形”與“神”、“道”與“技”、“平淡”與“絢爛”、“復”與“變”等文藝基本問題有著辯證的判斷和解析。[35]（P.69）在蘇軾“渾涵光芒”的藝術世界中，“活”與“變”的精神，可謂通文達藝，廣備眾體。既出入古今、貫串百家，又求新達變、革故鼎新，這是對“古法”遺產的辯證把握；雖有定法，卻不膠柱鼓瑟，“出新意于法度之中”，這是對藝術“法度”的辯證把握；“隨物賦形”，“行云流水”，“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這是對藝術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辯證把握。說到底，“活法”的智慧也是辯證法的智慧，它反對僵化，提倡變化，反對機械，提倡靈活，遵循創(chuàng)作規(guī)律，又追求自在活絡。故而，蘇軾取得了非凡的藝術成就，在宋代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文人中都罕見其儔。

此外，蘇軾的“活法”思想還具有可貴的實踐品格。“蘇軾重視實踐，不尚空談”[36]（P.5），他既是“活法”的倡導者，更是“活法”的踐行者。作為“全才式的藝術巨匠”[37]（P.164），蘇軾將“活法”思想的奧妙展現(xiàn)到了極致。其詩“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38]（P.56），與黃庭堅并稱“蘇黃”；其詞“指出向上一路”[39]（P.29），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并稱“蘇辛”；其文縱橫恣肆，收放自如，堪稱“雄視百代，自作一家”；其書兼采眾妙，別出新意，列“宋四家”之首；其畫專長于古木、叢竹、奇石，開文人畫之先河。在蘇軾極富開創(chuàng)性的藝術實踐中，充滿了“活法”之“活”、“活法”之“變”的旨趣，洋溢著“活法”之自在灑脫的精神氣息。從更大格局中看，蘇軾的一生都在實踐“活法”、演繹“活法”。他“一蓑煙雨任平生”，“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了主‘動’主‘變’的人生‘活法’，活成了古往今來人們最欽佩和向往的樣子，被奉為千年之間最有趣的靈魂”[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