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25日，周總理在彭真招待法國前總理富爾的酒會上，又對我們記者講了好多話。

    在這次酒會上，他本來同富爾坐在一起交談的。我們幾個記者都坐在他們附近聆聽。當他們談到臺灣問題時，富爾忽然說：“如果沒有記者在場的話，我想同你詳細談談這個問題?！敝芸偫碇钢覀冋f：“我這里有不少記者呢！”說罷，他們兩人就離座到一邊去談話了。酒會是在露天舉行的。他倆只帶著一位翻譯，遠遠地站在一棵樹下，親切地交換著意見。

    過了好一會兒，他倆的交談結束。周總理特地走過來，向我們交代說：“關于我們剛才談及的臺灣問題，你們不要報道?！?

    開始，我們都有些失望。因為，就在頭天即5月24日，剛好發(fā)生臺北同胞的反美示威事件。這事在當時震動了世界，因此是人們最關心，也是人們交談最多的話題。記者們遇到這兩位重要人物談論這件事，當然都不愿把它放過去。

    這時有個記者忍不住問總理：“籠統(tǒng)地寫一寫可以嗎？比如說，你們談到‘美蔣矛盾尖銳化’這句話。”

    總理擺擺手，說：“我正是怕你們寫這句，你們偏偏要寫這句！”

    談話就是從這里引起的。他教導我們，報道的事實要合乎邏輯。這就是說，事情要交代得很清楚，要條理分明，要不牽強附會，要不亂拉亂社，要使人看來合乎道理。周總理說，“但是，我們絕不能使它變成了形而上學。”周總理又進一步嚴肅地指出，“我們還必須辯證地看問題?！?

    “作為一個記者，”他說，“不能看見一個什么現(xiàn)象，聽了一句什么話就照寫照錄，而應該有所選擇?！边@是因為，“許多事情從現(xiàn)象上看是簡單的，但是它們卻常常包含著許多非常復雜的問題，有許多微妙的地方?！苯又砸耘_灣問題為例，問我們：“你們希望不希望和平解放臺灣？”

    我和別的記者都回答：“希望?！?

    他緊追一句問：“如果美國更加緊控制臺灣，是否有利于我們解放臺灣？”

    我們都搖搖頭，至此，我們都已開始明白總理問話的用意。

    他指出，“現(xiàn)在美國已增兵三個師去臺灣，艦隊也加緊了活動。如果我們再在這里大嚷美蔣矛盾尖銳化，不是火上加油嗎？不是更促使美國加緊控制臺灣嗎？”

    我們聽了，這才恍然，都點頭稱是。

    “今天《人民日報》關于這個問題的社論說得很對，這是臺灣同胞的反美運動，是人民同美蔣之間的矛盾尖銳化。”接著，他又關切地對我們說：“當然，你們主觀愿望是好的，總希望一下把臺灣問題解決，總希望美蔣之間一下鬧翻。你們總是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你們總是心急，客觀現(xiàn)實的發(fā)展本來是微妙的、曲折的，但是你們卻把它看得很直很直，象個直筒子。”

    說到這里，周總理到臨座去向一些外國駐華使節(jié)敬酒。敬完酒，他見我們記者仍圍成一圈，在低聲談論，便又言猶未盡地走過來對我們說：“你們心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你們不會辯證地去看問題，因此，”他意味深長地說，“許多事情就常常如中國古話所說，弄得‘事與愿違’，得到同你們主觀愿望相反的結果?！?

    他告誡我們不要“一見發(fā)生什么重要事情”，“就激動起來，就急躁起來，就要大講特講，弄得很緊張。”他語重心長地指示我們，遇事要保持冷靜頭腦。因為，頭腦冷靜了，才能深刻而透徹地觀察和分析我們宣傳的時機是否適當，宣傳的分量和分寸是否恰到好處。只有這樣，外事報道才能更有利地服務于當前的政治斗爭。

    關于如何辯證地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周總理對我們不僅言傳，而且身教。例如，他對記者有關他的報道，既很放手，又抓得很緊。他曾對我講過：“恐怕最近報紙上，登我的活動最多了，但是除了特別重要的消息外，事先都沒有經(jīng)過我閱看嘛?！敝灰l(fā)現(xiàn)了報道中出錯，必定嚴肅指出。他一再強調記者既不能縮手縮腳，也不能自以為是；既要大膽負責，獨立思考，不能依賴別人，等拿現(xiàn)成的，又要多向別人請教。特別是，“遇到重要的政策性問題、外交問題，應向有關方面請示。這樣可以避免發(fā)生自己難以發(fā)現(xiàn)的錯誤。而這種錯誤一旦發(fā)生，影響會是很大的?！?

    有一次，我在報道一條外事消息時出了錯。周總理特地把新華社領導人吳冷西、朱穆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張?zhí)K，總理辦公室秘書韋明、馬列和我，找到中南海西華廳他的辦公室開會，以這條錯誤報道為“麻雀”，進行解剖，總結經(jīng)驗教訓。他就記者的采訪、寫作、工作態(tài)度、思想作風等問題，談了個把鐘頭。其中，他特別闡述了關于記者加強請示和獨立負責的辯證關系。他指出，“記者要采訪和報道的問題博大精微，面臨的情況又錯綜復雜，常常會發(fā)生許多自己意想不到的事。這樣，記者就要多向別人請教。比如說，這次涉外新聞，要不要報，如何報，就應請示外交部，也可以直接來問我嘛?！?

    他停了一會，把話鋒一轉，又說：“但是，記者請示，是為了把事情搞清楚，而不是為了交差和推卸責任。”他拿我這篇出錯的稿子為例說，盡管他是經(jīng)過別人審閱簽字的，“在手續(xù)上是完備的”，但是錯誤并不會由于有人簽了字就不出現(xiàn)了。因為別人只能從稿子本身去看，情況是否對頭，事實有無出入，內容符合不符合人大常委會會議精神等等，至于涉及外交關系的問題，報道出去以后，在外交上會引起什么影響等，不可能考慮得很周到。這就得靠記者去思考，去掌握了?！耙虼?，記者考慮問題要特別精細，記者要對自己采寫的每一篇稿件獨立負責。”他還加重語氣地說：“就是對我的講話，你要發(fā)表，你也要認真看一看里面有沒有錯。如果發(fā)現(xiàn)有錯，也應指出?！?

    他的話，分析非常精辟，切中要害，而詞意卻又懇切動人，使大家聽了，都覺得雖然挨了批評，卻心情舒暢，獲益不淺。他的諄諄教導，對我個人來說，更永遠是一個鞭策。在“文革”中，我在新華社國際部處理由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向即將舉行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代表大會致的賀詞副本時發(fā)現(xiàn)，把位于亞得里亞海北岸的阿爾巴尼亞說成位于南岸。盡管此件已經(jīng)毛主席審閱，但是我想起了周總理的教誨：不管是處理什么文件，不管是編發(fā)什么人的文章或講話，也不管是誰簽字定稿的，記者都要獨立負責。于是，我馬上打電話給有關部門，有關部門又立即緊急通知已經(jīng)到達地拉那，告訴即將在大會上發(fā)言的康生，從而防止了一個不該發(fā)生的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