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化字普及基礎(chǔ)教育

近代中國屢戰(zhàn)屢敗，割地賠款，喪權(quán)辱國。一些知識精英反躬自省，開始在文化層面上探尋積貧積弱的原因，廢除科舉、改革文字成為一種取向。

漢字不僅是語言符號，亦是中華文化、民族精神的載體。1902年，維新志士吳汝綸赴日本考察，遍訪各界賢達，虛心求教。日本教育家小村俊三郎指出，“變法必先變俗，變法屬政事，變俗關(guān)教學”。古城貞吉勸告：“勿廢經(jīng)史百家之學，歐西諸國學堂必以國學為中堅。”“移易風俗，圣賢猶難，五方交通，學有長短，如廢貴國之文學，則三千年之風俗無復存者，人則悉死，政則悉敗矣。是故英國有保守黨，以制西人之趨輕浮狂簡也。”章太炎傳播國學，告誡學子，“文字一滅，國必滅致亡”。赤子之心，忠言逆耳。

血氣方剛的激進青年不為所動。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隨著白話文逐漸取代文言文，改革漢字的呼聲升高。近現(xiàn)代中國的簡化漢字，不僅僅是簡化筆劃，更有奇想，視漢字為腐朽落后之物，必欲去之，實現(xiàn)拼音化、拉丁化。甚至有學者喊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這已超出文字改革、簡化漢字的范圍，是要革漢字的命。

1920年，語言學家錢玄同在《新青年》上發(fā)表文章，主張推廣簡體字。1935年8月21日，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收簡體字324個，公布《推行簡體字辦法》9條。社會各界對此貶褒不一，文字簡化的方案被迫擱置。

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士農(nóng)工商，讀書人從秀才考至舉人、進士。傳統(tǒng)漢字僅為少數(shù)人掌握。所謂的書同文，僅限于知識階層。大部分農(nóng)民不識字，為文盲。至1949年，中國大陸約4億人，文盲率大約為80%。對工農(nóng)大眾來說，漢字確實是字多、形多、讀音多，難認、難讀、難寫、難記、難檢排。

以高玉寶為典型的勞苦大眾，出生貧寒，祖祖輩輩，臉朝黃土輩朝天，勞其一生，為溫飽奔波，被愚弄、被嘲諷、被欺壓，受盡了沒有文化的苦處。年幼的高玉寶哭喊，“我要讀書”，是億萬工農(nóng)大眾心靈深處的呼喚。高玉寶們不識字，絕非愚不可教，亦非漢字如何高深，而是缺乏求學的起碼條件。

毛澤東指出，“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chǎn)黨堅持文字改革的基本方針。為了早日實現(xiàn)國家的工業(yè)化，掃除文盲是當務(wù)之急。將一部分漢字簡化，降低難度，有助于工農(nóng)大眾在短期內(nèi)，學習約2000個漢字，初步解決日常生活問題，在當時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

1952年2月5日，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1955年2月2日，《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發(fā)表。1956年1月28日，國務(wù)院發(fā)布《關(guān)于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全面推行簡化漢字。

根據(jù)各地使用情況，這個方案略有調(diào)整。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簡化字總表》，第一表收352個不作偏旁用的簡化字，第二表收132個可作偏旁用的簡化字和14個簡化偏旁，第三表收經(jīng)過偏旁類推而成的1954個簡化字，共2238字。簡化字主要有兩種，一是簡體，多從俗字、古字、草書中演變而來；二是用同音字或近音字取代。

大多數(shù)簡化字有其由來。傳統(tǒng)漢字，如“農(nóng)、窮、讓、藝、曬、傷、鐵、為、衛(wèi)、無、鬱、憂、總、雜、鑿、邊、幣、龜、機”等，予以簡化，可以降低識別難度。

但亦有個別簡化字值得商榷。多個偏旁簡化為“又”，例如，將“漢”簡化為“漢”，“權(quán)”簡化為“權(quán)”，“僅”簡化為“僅”，“難”簡化為“難”，“勸”簡化為“勸”，“歎”簡化為“嘆”，“對”簡化為“對”，“觀”簡化為“觀”，“雞”簡化為“雞”，“鳳”簡化為“鳳”，“戲”簡化為“戲”，“樹”簡化為“樹”。如此頻用“又”字，無從類推，易致紛歧。

總體上看，中國大陸推廣簡化字，使幾千萬民眾在短期內(nèi)認識了一些漢字，普及了基礎(chǔ)教育，推動了社會進步，成效卓著，功不可沒。文革期間，工農(nóng)子弟學習簡化字，提高了文化水平，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才。

簡化漢字，主要為了降低難度，亦有一減再減之念。1977年12月，《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發(fā)布，簡化漢字853個，引起廣泛爭議，不久叫停。

根據(jù)全國人民的普遍意愿，1986年6月，國務(wù)院正式宣布，廢止第二套簡化字方案，“今后對漢字的簡化應持謹慎態(tài)度，使?jié)h字形體在一個時期內(nèi)保持相對穩(wěn)定”。中國大陸的簡化字運動，經(jīng)20余年的實踐，終于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