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運
2015年7月13日，臥床將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歲的艱難人生。
在忙亂、悲傷、空落中給婆婆辦好喪事，我突然感到維系整個家庭最牢固的紐帶轟然斷裂。盡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并不多，但她的慈祥、寬厚還是讓我感到一個老人的親切和溫暖，絲毫沒有婆媳相處的尷尬和芥蒂（我對她感情認同更像自己外婆）。每次回家，她都極為開心，對于年幼的孫子尤其喜愛，孩子剛出生，她便買了很多糖果招待村里鄉(xiāng)親，并且總是將我們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給村里老人看。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兒子能當官，最好當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沒有什么比家中擁有當官的子女，更能改變家族的命運，兒子、媳婦空戴兩頂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個鄉(xiāng)鎮(zhèn)干部或賺錢的包工頭，更能解決家庭其他成員的實際難處。老人卑微的心愿更讓我感受到她一生當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還有望不到邊、無窮無盡生存的折磨和厄運。我知道，像丈夫這種家庭出生，通過念書得以改變命運，最后在城里找到一個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見，他們身后因為共同的家庭負重和壓力，從精神面目、階層氣質上甚至具有某種共同特征，以致在各類社交群中，被城里或者家境優(yōu)于配偶的女人冠以一個“鳳凰男”的群體標簽，并作為輕易不能下嫁的目標進行討伐。我絲毫不否認作為個體的選擇，與這種男人的結合意味著要面對更多，但這種來自社會單一輿論的道德優(yōu)勢，還是使我感受到掩蓋在這個標簽背后所蘊含的歧視、無奈和漠然，以及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給農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勢，怎樣通過代際傳遞一直作用到婚戀層面，從而導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梢哉f，盡管農村出生的讀書人通過個人努力得以改變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還依存各種血肉關聯(lián)，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會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運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堅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命運？
事實就是如此，冷靜下來想想，哥哥一家確實看不到太好前景。
首先是代際的貧窮已經開始輪回。在體力最好的時候，哥哥、嫂子當年丟下孩子外出打工，現在侄子、侄女長大成人，結婚生子后，隨著生存的壓力變?yōu)楝F實，也不可避免要重復父輩的命運，踏上下一輪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當年公公、婆婆一樣，要承擔起照看孫子的重任。2013年年底侄子結婚以后，為償還債務，過完年就離開新婚妻子，隨村里去外省打工的隊伍，成為泥水匠中的一員。運氣好時，一年能夠攢下一萬多元，運氣不好，或者多換幾個工地，可能就只夠買一張回家的火車票。畢竟和父輩比較起來，侄子不可能像他們那樣嚴苛節(jié)約，二十出頭的年齡，和城里的年輕人一樣，他迷戀各類智能手機，或者一些時尚的行頭，光是這一筆開銷，就足夠家里開支半年。他也曾經考慮在附近的鎮(zhèn)上找個事做，或者開個店，但不是沒有成本，就是沒有過硬技術，始終難以做成。客觀而言，農村自身的生產已經難以形成良性循環(huán)，更多時候，獲取基本的家庭開銷，還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結構為代價。這樣，結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兒童，就成為了事實上的輪回。對哥哥而言，新的挑戰(zhàn)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會面臨老無所養(yǎng)的境地，畢竟他的子女，沒有一人通過讀書得以改變命運，而他在半生的勞作中，也僅僅只是維持了一種最簡單的生存，并沒有給自己留下半點養(yǎng)老的資本，貧窮和貧窮的傳遞，已經成為這個家庭的宿命。
其次是留守兒童的后果開始顯現。侄子、侄女作為第一代留守兒童，已經長大成人。侄女通過網戀，十九歲那年就結婚，二十歲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個比他還小一歲的本鄉(xiāng)男孩。盡管已身為母親，但侄女根本就沒有身為人母的心理準備，更感受不到母親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懷孕期間，依舊維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面和飲料，手機更是二十四小時不離身，床頭柜前堆滿了方便面盒子和飲料瓶。孩子生下來后，甚至連棉紗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兒買。我暑假看到她帶著一歲不到的女兒，大熱天里，就讓她光著大半個身子，一身的泥巴和臟污也不管，我告訴她應該給孩子備用一點棉紗尿布，她開始一臉茫然，隨后便很開心地告訴我，她讓女兒幾個月就開始吃冰棒，拉了幾天肚子后，現在不管吃什么都沒關系，但事實上，她女兒一直不明原因的高燒不退。和城里剛做母親女性的謹慎、細致比較起來，侄女的無知、粗糙著實讓我吃驚不小。她原本就是一個孩子，一個二十歲就做了母親的孩子，愛玩的天性和母親沉重的責任放在她身上，顯得尷尬而又刺眼。我叫她買兩本書看看，或者上網時，順便看看育兒專欄的內容，她青春勃發(fā)的臉龐再一次轉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帶伢是奶奶的事情”。侄子的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妻子因為自小沒有母親的滋養(yǎng)和教導，也不懂得怎樣對待孩子，孩子一哭鬧，她就將幾個月大的孩子丟在床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大喊大叫，很難有平和情緒，更不要說一個理智媽媽應該具有的淡定。加上侄子終年在外打工，她整天和嫂子相處，兩人總難免因為家庭瑣事磕磕碰碰，因此，也難以有好的心態(tài)對待剛出生的孩子。
不得不承認，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態(tài)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態(tài)已經發(fā)生了很大改變。相對貧窮固然是其選擇外出的理由，但對于年輕而又過早當媽媽的女孩而言，很多時候，外出打工是她們逃避養(yǎng)育孩子的最好借口。在她們的思路和情感發(fā)育中，養(yǎng)育孩子的繁瑣讓她們苦不堪言，而過早外出對另一個孩子的傷害，根本就沒有進入她們的視線。留守兒童缺愛的童年，讓他們從小難以獲得愛的能力，當他們長大到做父母時，這種愛的缺失，并不會隨身份的改變，有如神助一般的得以彌補，愛的荒蕪的代際傳遞，才是真正讓人擔憂之處。對比城市正常家庭孩子獲得的關愛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認，另一種看不見的差距，已經將城鄉(xiāng)差距的鴻溝越拉越深。但另一方面，因為多年在外的打工經歷，侄子、侄女一輩的價值觀念已經根深蒂固植入當下的消費理念。不論是穿衣打扮、結婚置業(yè)、還是日常起居，其風向標已經和城市孩子沒有差異。侄子盡管婚前沒有賺到過什么錢，但換智能手機的速度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期（其妻子網戀而成，讓哥哥、嫂子安慰）。結婚典禮，甚至還請了樂隊、車隊，更不要說農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飾（項鏈、耳環(huán)、手圈）。其所營造的氣氛，和城里任何一個高檔酒樓舉辦的婚禮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禮的背景是在一個并不富有的農家。面對如此的場景，他們幾乎沒有任何抵抗的余地，婚禮的排場，婚禮給女孩的彩禮和裝備，在他們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幾乎就是僅有的一次出彩機會。而為此背下的債務，順理成章成為一個新家庭的沉重起點。
再次是傳統(tǒng)鄉(xiāng)村結構已經失去內在堅韌扭結，經濟的脆弱加速了鄉(xiāng)風鄉(xiāng)俗的凋零。以養(yǎng)老為例，盡管幾千年來，養(yǎng)兒防老一直是農民最為堅定的信念，但這一樸實愿望，在嚴酷的生存現實面前受到了極大挑戰(zhàn)。賀雪峰團隊曾提到湖北農村老人自殺的現象非常嚴重，“筆者所在研究中心調研表明 ，兩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漢平原）及其周邊地區(qū)，是一個自殺率極高的地區(qū)，尤其是老年人自殺率，已經遠遠高于正常自殺水平。”（《試論農村自殺的類型與邏輯》，在《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16期》）。陳柏峰在《代際關系變動與老年人自殺——對湖北京山農村的實證研究》一文中，再次強調了這一事實，“老年人高自殺率、高自殺比重、以及自殺率、自殺比重的高速增長，這都是不爭的事實。這種事實的殘酷性令人震驚。”（載《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4期）若不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幾乎很難相信這么殘酷的情況如此普遍。在婆婆生重病期間，不時有村里鄉(xiāng)親過來看望聊天，總是提到，農村老人得了病，總是拖著，能得到及時救治的情況很少（嫂子因為每天細心護理婆婆，及時幫她翻身、換藥，得到了村里人一致好評，成為全村媳婦的典范），如果得了絕癥，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很多都會選擇自行了斷，有些兒女實在無法忍受這種長期的折磨，也會選擇逐漸減少給沒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后活活餓死。以寫作底層文學著稱的作家陳應松，在其小說《母親》中，以冷靜、嚴苛的目光直視這種生存的真相，對此作了入目三分的敘述，我在閱讀這部作品時，眼前總是浮現那些老人的身影，感受到他們面臨生命終點之時的坦然和冷靜。生命在他們眼中，并不具有特別珍貴的意義，活著，是卑微而麻木地活著，能夠感受到的幸福純粹來自生命本能和慣性，死去，也是理所當然的死去，在一個日漸寂寥而沒落的村莊，這種無聲的悲劇并不會引發(fā)人們心中的太多波瀾。悲苦農民與生俱來的天聾地啞的悲劇命運，從來就難以從根本、整體上得到任何改變，多年經濟發(fā)展的光鮮，除了讓他們吃飽飯，并沒有讓其享受到和國家整體實力相當的體面和尊嚴。大城市的光鮮、城市有錢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和同一片國土上的農村悲慘的處境無法產生太多關聯(lián)。
最后，農村面臨資本的侵蝕，虎視眈眈的社會游資通過官商勾結，已經盯上了農村最后的資源——土地。盡管關于農村土地私有化僅僅停留在討論階段，但在實際情況中，農村的土地已通過資本的運作被兼并。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帶，風景算不上太好，幾個并不太高的小土包，村里一條小河蜿蜒流過，為全村的農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兩年，不知哪里來的人，將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塊，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里面，模仿經濟發(fā)達地區(qū)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個村莊根本就不搭調的亭臺樓榭和供城里人享樂的房子。事實上，因為周邊旅游資源欠缺，并未有多少游客帶動村莊經濟，倒是因為河流的改道，已經直接影響到了農田的供水，農田被占，最后到底會導致什么后果，現在根本無法預料，而村民對此也漠不關心。對侄子、侄女一輩的孩子而言，反正種田已不可能給他們提供出路，農田被裝扮成度假區(qū)的模樣，反而能給他們一份心理幻覺。
若不是和丈夫結婚，作為家庭中的一員，親身經歷各類無法逃脫的日?，嵤?，親眼目睹各種讓人無語的真相，旁觀者幾乎很難體驗到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在具體的生存和抗爭中，到底要面臨多少先天的劣勢，他們的實際生活，和整個社會發(fā)展的大勢到底要斷裂到何種程度。種種真實的痛楚總是讓我追問：造成這個家庭天聾地啞的困境，問題到底出現在哪個環(huán)節(jié)？回饋鄉(xiāng)村，又何以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