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結(jié)語 

蘇軾后半生在朝為官時間較短，命途多舛不斷被貶官外放，其中以被貶黃州、惠州、儋州最為知名。這不僅是因為蘇軾作詩自道，而是這三個地方確實對蘇軾的影響最大，不僅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同時也為其創(chuàng)作提供了天然良機。自黃州始，蘇軾的思想漸漸轉(zhuǎn)向佛老以求得內(nèi)心平靜，荒居野外的東坡、雪堂成為他效仿陶淵明創(chuàng)作的必備條件，由是他開始回歸田園，并在精神上逐步隱逸。及至被貶惠州及儋州，他的和陶詩數(shù)量漸多，柳宗元和陶淵明被他親切地稱為“南遷二友”?；葜莺唾僦莸纳贁?shù)民族百姓比黃州更多，生活所迫促使他與當?shù)匕傩毡揉彾?，在睦鄰友好的居住環(huán)境中，蘇軾的民族共同意識不斷萌發(fā)，尤其是在海南與黎子云兄弟等人的愉快交往，更使蘇軾融入其間并產(chǎn)生了強烈的認同感。 

蘇軾在被貶三州期間所編的《東坡易傳》《東坡書傳》等傳著作品，則從思想上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民族認同感，為其民族共同意識的形成注入了理論根源。蜀學性情一體而主情的觀點融于易學，力求學人平等待人，謙虛自持，尊重個體發(fā)展。蘇軾在為《尚書》作傳的過程中進一步闡發(fā)了自己的治國治民理念，其樸素真誠的民本主義思想貫穿全傳，熠熠閃光。正是因為有這些樸實且多維的價值觀引導(dǎo)，使蘇軾在當時尚處于封建社會的北宋年代就已經(jīng)超然物外，摒棄狹隘的民族觀，真正融入民族百姓并與他們相處相知，以真誠回饋真誠，從而形成了民族共同意識。“遺我吉貝布，海風今歲寒。”在平凡的交往中，與黎族人民相互認可、相互吸納，彼此趨同；“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歡同。” 在平等的交流中，與黎族人民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彼此認同；“咨爾漢黎，均是一民。”在平常的交融中，與黎族人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共同。在此基礎(chǔ)上，逐步發(fā)展成為一個既有一體屬性，又有多元特征，既有共性、又有個性的有機整體（這就是共同意識）。 

“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風海上來。”這是晚年蘇軾在儋州寫下的詩句，既表現(xiàn)出生活生態(tài)生命的快意，也是他人生心境的絕妙傳真。從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認識理解把握蘇軾平等進步的民族共同意識，的確應(yīng)該杜絕和改變將漢族與少數(shù)民族、少數(shù)民族與少數(shù)民族截然分割或?qū)α⒌乃季S模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fù)古。”從歷史看，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而成的多元一體中華民族歷史。這既是蘇軾個人的貢獻，同時也成為那個歷史時代的一抹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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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化凝聚與傳播via民族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