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到臺灣之后，從1950年到1952年，他有比較密集型的一些演講，這些演講大概都是在檢討在大陸失敗的原因，他基本上的切入點，跟我們一般談國民黨如何丟掉中國大陸多多少少有點不太一樣。他有三個切入點。

　　第一個切入點是軍事，他在軍事失敗里面談了很多，包括軍事制度的失敗，人事制度、軍需制度，他認為這里面很多都是失敗的。另外一個是戰(zhàn)略失敗，他認為最大的一個失敗就是不應該把精銳部隊調到東北去，這是他檢討的一個原因。蔣在檢討大陸失敗的原因里邊，他提到一點，如果當初能夠堅持他所提出的“先安關內，再圖關外”這個戰(zhàn)略，不聽馬歇爾的，或許今天大陸就不是今天這樣的情況，他不只一次提到這個事情，而是再三提到這個事情。過去在談大陸為什么丟掉的原因里面，沒有注意到東北的問題，就是當時派軍隊到東北去的這件事情。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蔣永敬和我，我們一起合作了最早的一篇關于安內圖外的問題，關于當時戰(zhàn)后國民黨的一個政策的轉變，怎么樣從先安關內再圖關外，而變成直接出兵到關外去，最后把整個國軍的精銳部隊陷在關外，使得關內的形勢出現了變化。

　　我認為蔣介石對于1949年這一年發(fā)展大的趨勢基本上了然于心，可整個情勢發(fā)展使得他在那樣的情況之下不得不被重新推到舞臺上，也就是他的“再起”。這在我做《蔣介石1949》過程中可以非常明顯的感受到。他對于自己重新再起也有一些考量，甚至包括他身邊的幕僚、兒子蔣經國都對他重新出來掌握權力有一些不同意見，但蔣先生在這個時候有一個想法，即知其不可為而為，明明知道他的再出對大局而言沒有太大幫助，也就是說大局基本無法挽回，他的再起對于大局面來講已經沒有力挽狂瀾的辦法，但他“知其不可而為之”，仍然要去做，因為他覺得他有這個責任有這個義務，最后的結果對他來講是預料當中的。而在他選擇了決定將整個中央政府遷移到臺灣去，在這個過程中，最后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一個決定。而這個決定，決定了他后半生生涯的發(fā)展。這是我在做《蔣介石1949》過程中所得到的一些心得和感觸、感覺。

　　我和蔣永敬先生合作了《蔣介石與國共和戰(zhàn)》這本書，跟《蔣介石1949》基本一樣，都是以蔣介石個人為主。蔣介石怎么從下野到再起？為什么不選總統(tǒng)？他在跟馬歇爾談判的過程當中，如何去思考相關問題？以及蔣介石在整個戰(zhàn)略上面的思考和改變。蔣的檔案跟日記是這兩本書最主要的素材，除了這個素材之外，也得力于臺灣跟大陸最近這幾年來公布的相關材料。從90年代以后，不管是臺灣也好，或者大陸也好，都有相當多的資料開放，這些資料的開放對于歷史研究來講，有相當大的幫助。

　　有人會說這兩本書，過去也有不少人寫過類似的主題，但是究竟有什么不同？就是在史料應用上面跟前面應用的不太一樣，因為我們直接應用了蔣個人的一些資料，應用了近二十年來新開放的一些資料，兩岸相關的材料，而這些在過去我們在研究這些問題是不太容易看到的。所以我在這里也非常感謝，這本書能夠在大陸出版，海峽兩岸對歷史問題確實是有不同的見解觀點，但這些見解、觀點如果建立在共同的史料基礎上面，有可能達到更大的一個包容效果。謝謝大家。 

　　汪朝光：謝謝維開教授，其實1949，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個關鍵的年代，或者轉折的年代。從中國共產黨這一方面來說，1949是一個吹枯拉朽的勝利進軍的年代。從中國國民黨這一方面來說，1949是一個黯然失手，撤離大陸的年代。

　　我本人做一點電影研究，我非常想寫一篇電影論文，中國大陸的紅色電影中怎么描寫內戰(zhàn)時期的國軍？跟臺灣拍的反共電影中，怎么描寫內戰(zhàn)時期的共軍？這個很有意思。但是問題在于我到臺灣N多次，始終找不到臺灣內戰(zhàn)反共電影的片子，既沒有DVD，也沒有錄像帶，也找不到劇本。我還請教過西門町中影公司的總部，他們自己都忘了。我后來請教幾位學者，后來恍然大悟，這些電影你們不是拍過嗎？他們說確實拍過，數量很少，第二，我們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因為你把國軍，無論在里面宣揚的多么英勇，最后還是敗了。最后觀眾就會想，你既然這么英勇，怎么會失敗呢？在理念上或邏輯上不太能夠一貫。甚至我也見到臺灣學者從心底里跟我說，你們拍的《上甘嶺》真是好，真大氣，我們真是寫不出來。

　　在臺灣這是一個相對敏感的話題。我們倒退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會很難想象，臺灣學者可以做這樣的研究，而且這樣研究的書在大陸還能出版，兩岸學者還能平心靜氣的從學術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就挺有意思的。今天我們有一些時間，先由幾位嘉賓做個人觀察，有請章百家老師。